五、结论与启示在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过程中,为防控疫情采取的严厉管制措施比疫情本身产生的影响要大,所以我们需要分清疫情对经济的原生冲击和次生冲击。在理论分析框架上,前者需要采用卫生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后者则要结合宏观经济学的波动理论。而要全面分析中国的影响,还需要将能结合中国现实的发展经济学考虑在内。所以疫情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一个融合了卫生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综合框架,理论界在这方面当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我们的疫情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将当前的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进行机械、静态的对比是不严谨的,因为除了病毒特征有很大的不同外,中国17年间在经济社会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经济总量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和产业结构更加复杂精致,全球产业链已经高度融合,这意味着对外生冲击的反馈后果将更加复杂、更加不确定。城市化、交通设施、区域一体化和都市圈建设今非昔比,这些都大大提高了人口的聚集和流动,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难度;除此之外,当前经济自身的下滑压力、高企的杠杆率和金融脆弱性、春节节日额外产生的人口流动等,都进一步加大了当前疫情防控的复杂和困难程度。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当前更加丰富的产业结构带来的经济韧性,线上商业活动对线下的有效替代,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疫情时期因“休克疗法”形成的产出和需求缺口。所以需要以动态的视角将本次疫情与过去进行比较,才能意识到当前的防控形势更加复杂,当然可利用的积极因素和资源也更多,关键是如何通过更好的机制和模式进行合理的应对。 同样以新构建的疫情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我们从宏观总量、中观结构和微观行为三个层次进行全景扫描。本次疫情的严重性体现在对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冲击上,这个用总供需曲线就可以得到简单而清晰的答案。价格水平的变化则相对不确定,取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移动距离和价格弹性,价格弹性较低的生活必需品则可能面对较大的通胀压力。对中观行业和产业链的影响则相对复杂,大部分行业的影响显而易见,有些太依赖人员聚集和流动的行业比如交运、餐饮和旅游等,受到的冲击会非常严重。考虑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疫情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经济和产业布局,不排除有些脆弱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发生断裂风险。在微观层面,疫情让企业真切感受到了突发风险的严重性,促使企业在现金流管理、柔性生产能力和创新型组织等方面进行变革。疫情期间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疫情产生的伤害和不确定性会通过信用或杠杆、流动性、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投资者预期和全球化关联等六个渠道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尤其是全球化关联渠道,在各国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高度防范共振效应、短板效应和放大效应的叠加出现,这很可能最终导致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在疫情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的时候,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会暂时失灵,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在我们构建的包含卫生经济学、宏观波动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综合框架内,应该针对不同的冲击过程提出相应的应对政策,这个政策至少应该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在供给侧,要果断实施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综合减负”行动,包括减免疫情期间的部分或全部税收,减免或缓缴某个时期的“五险一金”,协调相关部门降低或免除疫情防控期的贷款利息和房租租金,提供防护措施在疫情可控的前提下尽快复工复产;建立疫情纾困基金,对暂时现金流出现问题的企业和个人进行救助等。总之供给侧政策在疫情期间所作的就是通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和保障生产函数的连续性,防止总供给曲线过度塌缩。第二,在需求侧,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或创造需求,弥补由于疫情冲击造成的需求缺口。在需求曲线快速塌缩的特殊时期,单一的货币宽松政策很容易造成流动性陷阱,单一的财政政策会因为赤字扩大抬升利率对经济造成严重的挤出效应,因此需要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积极配合。但也要注意防范需求刺激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比如积累债务风险、提高通胀压力和带来资产泡沫等。第三,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需要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组织统筹下,将疫情期间的金融风险防控功能内嵌于“MPA+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体系内,在六大风险传导渠道进行“统筹安排、重点布防”,既要保障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又要通过充足的货币供给防范宏观金融风险。除此之外还需要提高地方金融管理机构的行动灵活度,对某些地区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提前采取措施进行“隔离”和纾困,防止风险失控后向全国蔓延,这跟疫情本身的防控具有相似的逻辑。参考文献:1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黑死病(1348-1349):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华文出版社,2019年第1版。2李晓光:《黑死病与欧洲宗教改革》[J]. 新余学院学报, 2014, 19(1):112-114。3李荷:《灾难中的转变:黑死病对欧洲文化的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01):150-155。4Weisbrod B A. Research in health economics: a surve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evaluation,1975,5(4).5舍曼·富兰德,艾伦·C·古德曼,迈伦·斯坦诺,《卫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三版)。6Listl S,Grytten J I,Birch S. What is health economics?[J]. Community dental health,2019,36(4).712Troy Tassier,”The Economics of Epidemiology,Springer,2013,http://www.springer.com/series8Geoffard P, Philipson T,, ”Disease eradication: private versus public vaccination”. Am Econ Rev 1997,87: 222–230.9Geoffard, Pierre-Yves & Philipson, Tomas. "Rational Epidemics and Their Public Contro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Osak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Association, 1996,vol. 37(3), pages 603-624, August.10Rittel H. W. J. and M. M. Webber,“Dilemmas in a General Theory of Planning”,Policy Sciences,1973,4:155–69.11Xiang, W.N.,“Working with wicked problems in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Awareness, acceptance and adaptation”,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3,110: 1–4.13Gersovitz, Mark & Hammer, Jeffrey S.. "The economic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607, , 2001,The World Bank.14Kydland, F. E., & Prescott, E. C.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conometrica, ,1982,50(6), 1345-1370.15布莱恩·阿瑟,《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16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麦肯锡官方网站,2019年7月17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宏观预测课题组,李稻葵.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前瞻[J].改革,2020(01):5-29。18赵建,程睿智:《中国经济波动被“熨平”了吗?——现象、机理与影响》,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9(02), 104-116+161。19黄金萍: 《要不是这次疫情,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有多重要》,《南方周末》,2020年2月20日。 (封面图源:百度) —END—